大医之道 | 倪泉兴: “大牛医生”也有苦闷,没能救活自己的妻子

老倪有多牛?牛到不少专家若对胰腺癌病人束手无策了,就让他们去找"上海老倪"。老倪救活了许多恶性肿瘤病人,胃癌、肠癌、肝癌,活了几十年的不少,胰腺癌术后生存二十年的也有。

爱人去世3年整的那天,老倪又失眠了。

他爬起来,对着月色在手机上即兴做了首名叫《思念》的诗:

汝离阳间赴黄泉,

奈何桥上已三年,

阎王未唤我赴宴,

一息尚存在人间。

老倪是倪泉兴,我国胰腺外科专业化发展的创导者和开拓者之一。先后担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大外科主任、普外科主任、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胰腺癌诊治中心主任等职务,现任复旦大学胰腺病研究所所长,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终生教授。

老倪有多牛?牛到不少专家若对胰腺癌病人束手无策了,就让他们去找"上海老倪"。老倪救活了许多恶性肿瘤病人,胃癌、肠癌、肝癌,活了几十年的不少,胰腺癌术后生存二十年的也有。

但是老倪却没能救活自己的妻子。

爱人离世前说:你救得活别人,为什么救不活我?这句话让老倪痛到现在。

刀是他跟得意门生两人开的,完全是按无瘤操作原则做的,清扫时也够彻底。可是肿瘤早已侵出肠壁,完全与一个月前在某医院体检出得到的阴性结果不同。

"我闷啊,爱人也闷,学生也闷。没话说,刀是自己开的,药也是自己用的,结果这么差!"老倪摇头,"医生也无奈啊!肿瘤太复杂了。"

[我给卫生局写了一封信,投诉医生态度不好]

我也是"70后",71岁了。

我的人生概括一下就是,先天不足、后天不良、中途有恙、老来丧偶。

怎么"先天不足"呢?我1945年出生,母亲怀我时,日本鬼子还没滚蛋。在农村里,没有米饭吃,营养不好,我生下来自然先天不足,又瘦又小,那是6月份,还好不是冬天,冻不死。

三年自然灾害,正值我们这辈人生长发育需要营养,可惜当时缺油缺粮,只能吃牛皮菜、"光荣花"--没有成熟卷起来的青卷心菜老叶子。好的都送到城里了,乡下人只能这样。所以我"后天不良",快20岁的小伙子,只有九十来斤。

那时候,农民看病很不容易。1963年,我高三,小侄子患口腔念珠菌病,那时我们只知叫鹅口疮,去城里一家医院。看病的医生看我们穿得破旧,一句"你们有钱吗"就打发了我们。我年轻气盛,一气之下,写了一封信到上海市卫生局,说那个医院态度不好,看不起农民。后来卫生局派了人来调查,我说,我们是穷,但是我们不受你们气。那个医院给我们道了歉,打了招呼,也就算了。也由此我暗暗下了学医的决心。

我那侄子呢,后来在乡下土郎中那里用"马奶"治好了。土郎中很实在的,有钱人就多收一点,没钱的就少收或不收钱,我们很感激。高三毕业后,我就考了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。

可还未等我毕业做上医生,自己却先得病了,而且还得了"富贵病"肺结核,那时正是要命的病。四清运动时,我们上医69级全体学生被送到青浦乡下,我住在一个农民家里,他父亲患开放性结核,我就被传染上了。先后住院半年多,打针吃药还要做气管内滴疗。出院后医生叫我自行滴疗,就是把一根导尿管,放在鼻子里,自己吸下去到气管里,然后自己打药。有了这样一个经历,现在我做胃镜也不用麻醉药,有点难受能够忍。一是上麻醉后会影响我给病人手术,另一个是我自己也要看看图像,嘴巴里插一根纤维镜,眼睛盯着荧光屏;做肠镜,也是自己看的(笑)。

那时给我治疗的医生现在很有名了,我很感激他。不过由于链霉素尤其是硫酸双氢链霉素耳毒性很大,所以我留下了后遗症,两只耳朵持续性耳鸣,终身的,甚至有短暂失听。正因为这样,我只能做外科医生,不能做心脏科医生、麻醉科医生。这些都是要听心跳的。病人心跳都没有了,我以为还有,行吗?

[最好的十年]

25到35岁,应该是人生最美好的岁月。这十年,我是在四川涪陵度过的。

1969年,按理说我们应该毕业、踏上工作岗位,但因为当时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,让人感到厌倦,我想人到25岁了,应该做点事业了。当时有一支医疗小分队到四川涪陵去,去的每个队员有18块5毛的生活补贴。我不是思想境界高,是家里太穷,父亲早年中风,我一直靠哥哥姐姐们支持,18块5毛的补贴对我来说很重要,这意味着我从此能自立,可以养活自己了。

在四川的十年,生活是丰富多彩的,经历也曲折,受过当地领导和群众的表扬,也挨过"四人帮"的整,一言难尽,不去说了。不过在业务上,我的锻炼倒是很多,我扎过针灸、采过草药,跟着学过中医,也开过白内障,当过五官科、内儿科、外科医生,也进修过普外科、胸外科,当过计划生育工作队队长,做过很多妇产科手术。那十年的事,我能整整讲一天,都是真实的、亲身经历的。

我第一个病人是一个五岁的小女孩,一颗黄豆塞进耳道,他奶奶带她来求医,尽管我在上海的五官科医院呆了两周,但没有人给我讲过如何取耳道异物,书上也没见如何取黄豆。当时急得一身汗,医用钳子和镊子伸不开、夹不住,既不能灌水,也不能倒油。最后看中了女同学头上的发夹,拉直了竟把黄豆取了出来。我把这个事情写成《掏耳朵的故事》讲给我的外孙听,他听得很有味,也想以后做医生。

要说看病难,山区老百姓更难,经济不发达,交通不便,我们也常常被叫出诊。

有一次,一清早,一个当地老乡急匆匆来叫我们出诊,说他老婆心脏病发了,"就一点点路",可是我们足足走了两个小时才到他们"家"。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家,你们不能想象。屋顶是茅草,几根毛竹当柱子,三面用玉米杆编成的墙,还有一面就直接倚着陡峭的山壁。竹子编的门,简直就像一个拦鸡窝的栅栏。

里面黑洞洞,烟雾缭绕,刺眼又刺鼻,因为驱蚊驱寒都靠烧树疙瘩。床边有个粪桶,打开电筒一看,粪桶里居然有个死去的胎儿,很多蛆虫在那里爬着。

我说,不对啊,你不是说叫我们来看心脏病嘛?怎么居然是生孩子?!

他们说,流产了,脐带已经被割了,但"后人"(胎盘)还没出来。

我头皮发麻,浑身鸡皮疙瘩,说不出的难受。产妇是个风心(风湿性心脏病)病人。我们马上给病人听心跳,每分钟170多次。给她注射药物后,心跳就慢慢下来了。

因为以为只看心脏病,我们都没带手套和其它器材。只能因陋就简,两个人合作,一个按摩肚皮,一个把脐带绕在手上,一边用棉签把蛆虫刮掉,把胎盘取出来。

这件事一辈子难忘。山区的妇女生孩子,真是一只脚踩在棺材里,一只脚踩在棺材外。

当时我叫她换一条裤子,结果一看,夫妻两个人一共只有四条裤子,外面洗了两条还没干,老公身上穿一条,她自己穿一条。没裤子了。这种情况下,也没钱买药了。所以我们没收钱,还给了三天的抗生素,只怕也是凶多吉少。

病人的婆婆捧出桐树叶子包的粗玉米粑,算是他们最好的招待了,我们一人各付1毛钱,她婆婆千谢万谢。

我们那时和老百姓的关系是很好的。他们感谢"党和毛主席派来的医疗队",我们也从他们那里感受到山区老百姓的真诚朴实。那时的医患关系是正常的、和谐的、实事求是的。我们也参加当地的救灾送粮、捐衣裤,尽管我们也缺衣少粮,但彼此信任、关系融洽。

[1979年后的任务,导师定下的课题]

我是回了上海以后才走上研究胰腺癌这条路的。

1979年,我回上海读研究生,导师张延龄教授给我定下的课题是胰腺癌的诊断和治疗。当时研究这个毛病的人很少。我就做中国人正常胰腺的测定。

那时先从尸体解剖做起,每个人胰腺长度不一样,长度可以从15公分到21公分;形态也不一样,有的人像麻花一样,有的人像香蕉一样,有的呈逗号型,头大,尾小,有的呈哑铃型,两头大,中间小。这对以后做正常的人体B超是有价值的。

人家说治疗胰腺癌的医生成就感是不强的,因为患者的生存期不长。不过也有成就感很强的时候。我有的患者生存了十几年的,甚至二十几年的,最近有个病人是17年前开刀的,这次又来了。上次华山医院开外科论坛,我当着我的导师张延龄教授说,张老师,你1979年交给我的任务,现在过了这么多年,我还在做这件事情。虽然我没做好,但是我还在做。

1992年我到美国UCLA(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)进修。跟着消化外科主任罗纳德·汤普金斯教授学习,当时他是世界外科杂志总编。美国医院的带教制度跟我们不一样,他们是一对一带教,一个教授就带一个学生,上手术台就带他,把他带出来,我们则是带很多。这种一对一带学生的方法让学生进步很快;美国医生的手术时间也很长,他们做手术不追求快,求好。汤普金斯教授有时从早上做手术一直要做到晚上8、9点。我也跟着6点进去,晚上9点多再离开。当时中国医生做的手术跟美国医生的水平,还是不能比的。不过现在我们的水平,也不会比他们差。

从美国回来以后,我就建议在普外科里面分出胰胆专科。本来没有这样分科的,别的医院也反对。但我们主任很支持,后来就一个个专业组就分出来了。

现在有人说不能分科太细,这是两码事。研究疾病,肯定越做越深,越做越专,做得细做得专才能总结经验发现问题,否则不会赶上世界先进水平;而治病救人是要多学科合作,用多种策略帮助病人解决问题。

[医学有时就是无奈的]

爱人离开我3年了。

头三年是很苦的。我写了很多关于她的诗,做梦做到什么事情,我都会记下来,现在少一点了。

我和她是一起去四川认识的。她老家在嘉兴。她是护士。我们一起出诊、巡回医疗、会诊,就慢慢熟了。

这三年,我最思念她的是什么?

我想到她嫁给我时,我一无所有,她还是义无反顾嫁给我、支持我;

我还想到她回上海时,我还在四川,多少人叫她不要嫁给我,说你在上海可以找一个更好的。那时我已经准备这辈子就呆在南川了,她甚至愿意为了我到南川去;

我还想到她两次怀孕生孩子,我都没有机会回来,要么在北京出差,要么在乡下巡回医疗。那个时候一年只有12天假期啊,来回1次,还要借2个月的工资才能成行。

她患病的前几年,我后悔没有关心到她,她脾气也有点倔,不大关心自己的健康。等发现时,肠癌已经转移了。后来做了很多努力,都没效。所有手段都用过了,那些药偏偏都对她无效。

医学有时候就是无奈的。不是每种病、每个人都能治好的。我常常讲,医生跟病人之间有三个"解",了解、理解、谅解。医生跟病人是共处一条战线的,互相之间要了解,对疾病要了解,想法要互相理解,有事情要互相谅解,这样才能做得好。落到自己身上也是一样的。

我爱人的骨灰现在还放在家里。我写"奈何桥上已三年,阎王未唤我赴宴",就是说人老了,先走了一个,留下的那个是很难过这道坎的,隔了三年五载也常常会跟着走了。

这三年,我带着她的照片重回过四川涪陵黔江阿蓬江边,到过她的老家嘉兴,她交代的事,我一件件在办。

她生前还有一个心愿,就是希望能看到龙华变新颜,所以我把她的照片和骨灰放在正对龙华建筑工地的那个角落,让她天天可以看到建设中的龙华。我必须满足她的心愿。

老倪回忆的语调一直是开朗的,即使讲到自己耳朵不好之类的人生憾事,也极致坦然。只有讲到妻子,他是落寞的。他的钱包里至今还存一张妻子年轻时的黑白照片,照片中的少女梳两条麻花辫,身着素净的短袖衬衫。

他的《思念》还有下半首:

千年龙华正变颜,

生前嘱咐随你愿,

待到新城建成时,

送汝归隐白鹤园。

倪泉兴,男,主任医师,教授,博士生导师,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荣誉教授,胰腺肝胆外科名誉主任、胰腺肝胆肿瘤多学科综合治疗协作组首席专家、复旦大学胰腺病研究所所长、复旦大学胰腺肿瘤研究所名誉所长。擅长胰腺癌、肝胆疾病的诊断治疗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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