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企医院改制再起波澜,最终期限还会后延吗?

转变职工思维,是医院管理者在改制路上面临的难题。

近日,广州新海医院大批职工身着白大褂聚集在广州海运大厦门口,反对医院再度由企业接手,要求将改制后的医院移交地方政府或医学院校。

在国家几大部委推行下,过去几年不少国企医院纷纷宣布改制,提高医疗效率,缓解财政压力。但几乎所有的改制案例都面临着重重阻力,国家规定的企业医院剥离母体期限一度从2018年底延期至2021年,增加三年“缓冲期”。

在2019年底召开的全国企业医院大会暨企业医院分会年会上,中国医院协会企业医院分会主任委员金永成表示,截至2018年年底,90%的企业医院已完成剥离任务。如今,2021年将至,剩下的10%任务艰巨。企业医院改制过程中时常出现的各类纠纷或抵制事件,或让改制期限再度延迟。

五百多医院职工联名上诉

按照134号文件要求,企业医院有四条剥离之路:关闭撤销;移交地方政府,纳入公立医疗体系;接受社会资本的重组改制;在以健康为主业的国有平台上进行资源整合。

很显然,新海医院职工更希望走前两条路。“我们唯一的诉求,就是希望医院归入地方政府管理。”有医院职工在采访中提到。

中国医院协会官网显示,广州新海医院原名为广州海员医院,创建于 1981年12月,现在隶属于广州海运(集团)有限公司,2002年12月更名为广州新海医院,2007年11月正式挂牌为广东药学院附属第二医院。而广州海运(集团)有限公司,则是国有大型骨干企业——中国海运(集团)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。

2020年10月30日,新海医院医护人员向中远海运(广州)有限公司递交集体诉求信,言辞恳切希望将新海医院移交地方医疗系统。诉求信的最后,是医院446名医护人员联合签名和手指印。据统计,新海医院共有职工572人,至11月6日,签名摁手印的医护人员再追加72人,达到518人。但他们仍担忧,“从目前的种种迹象来看,公司有意将新海医院交由国资委指定的央企进行资源整合。”上述职工提到。

据了解,新海医院先后与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、广州华侨医院、华润健康集团有限公司、国药医疗健康产业有限公司、通用技术集团医药控股有限公司等沟通,探讨合作的可能性,并向意向单位发出正式磋商邀请函。中远海运(广州)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荣标强调,磋商主要是了解有合作意向单位的基本情况,并不存在偏向哪一家的情况。

然而,在医院工作了15年的李国强在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质疑道,目前种种迹象表明,三家企业在此次评审中占优,而职工呼声最高的两家医院被排在了后面。“从评审委员会人员构成上看,大多数人来自公司,真正代表医院职工利益的只有两位,人数对比如此悬殊,显然难以充分保障职工的诉求。”

“你无法理解编制对医生有多重要”

改革中,最大的变数是就是人。“很多企业医院改制遭到抵制,本质上是员工现实利益受损。”医库软件CEO涂宏钢分析道。

在国企体制下,无论职工提供的服务量如何,收入方面都有人兜底。正是这个原因,涂宏钢说国企医院普遍效益低下,“人浮于事,变成国企的一个重大负担,这是历史遗留问题。”

一直以来,职工对于资本介入的看法分为两极:正式职工普遍反对,担心丢失铁饭碗;聘用职工举手欢迎,改制后可以同工同酬。把编制看得比天大,是有编制职工反对社会资本参与医院改制的主要原因。

企业医院改制后,一旦事业单位编制被取消,事业单位职工成为社会人,体制内的福利顷刻流失,无论晋升还是养老保障,都将受到影响。正如一名在医院改制中同样遇阻的院长此前所言:“如果不是干这一行,你就很难理解事业编制对一个医生有多重要。”

在北京立方社会经济研究院院长李军看来,职工递交集体诉求信等行为是表达自身诉求的途径之一,“他们想用这种方式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。”李军提到改制成功的前提之一就是院方征求职工意见,双方充分沟通和谈判,并且任何一方都要遵守契约精神。

新海医院院领导对职工的担忧也早有准备。“什么时候签,一定要充分听取医院职工的意见。”李荣标表示,针对医院职工的诉求,中远海运(广州)有限公司领导班子5个成员和新海医院的5个班子成员一对一结对子,分科室和医护人员进行一对一的交流,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诉求。

据介绍,项目评审工作中专门设立3个维度11个具体指标,涉及工龄衔接、薪酬福利、社保处理、岗位保障、经济补偿、医院发展、合作共赢等多个方面。

移交地方政府优于央企?

转变职工思维,是医院管理者在改制路上面临的难题。

医院成建制地整体移交当地卫生部门,是很多企业医院员工的首选。在他们看来,成为政府主办的医院后,政策的支持、丰厚的补贴、稳定的工作等,足够诱惑。

但各地医疗资源丰富,地方政府在挑选医院上变得越来越挑剔。受地方政府青睐的,往往都是有明显区位优势的国企医院,“整体上经营、管理问题多的国企医院,想要移交地方很难。”国家卫健委体改司一名官员曾公开表示。

职工希望拿到政府办公立医院的铁饭碗可以理解,“但即使不少政府办公立医院也将面临改制,很多政府办公立医院职工,也都将很快直面市场的考验。”涂宏钢提醒道,医院职工必须要认识到,国企的大锅饭时代已经要过去了,趋势不可挡。

政府主办的医院,日子也过得并不轻松。新医改下,医保控费、药品及耗材加成取消等措施的实施,一度扭转了之前“医院赚钱很容易”的局面。当财政拨款无法覆盖成本,公立医院的经济压力必会如期而至。

“一些二三线城市的省会人民医院、二级医院等,之前压力就非常大,入不敷出,甚至出现工资发不出来的情况。”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贺滨曾告诉健康界,公立医院普遍就处于盈亏平衡、略有亏损的状态。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,很多公立医院拖欠工资、奖金下降甚至没有的新闻屡上热搜。在这一环境下,很多医生在看病的同时还要学会算账:如何能让科室利润最大化,如何获得更多绩效收入。

社会资本介入后,尽管不如在事业单位时稳定,但李军认为,职工的收入会相应水涨船高。“引入社会资本的最大好处,就是通过改变管理模式,使医院管理更职业化、市场化。”

在李荣标看来,“移交地方政府一定优于移交央企”的结论不一定成立,“据我们所知,政府投入不是很大的内陆城市,央企医疗健康板块的医院发展得不比地方政府的差。”以华润医疗为例,据羊城晚报报道,截至2018年,华润医疗完成113家企业医院及公立医院的改制工作,实现医疗业务收入66.84亿元、净利润4.40亿元,分别同比增长6.8%、2.3%。

但提高职工收入是改制结果之一,不是目的。“改革的最终结果要让多方满意,实现多方共赢。”李军说。

改制能否如期完成依然未知

2017年8月,134号文明确规定在2018年年底前要基本完成国有企业办教育、医疗机构的集中管理、改制或移交工作。但剥离进程远比预期缓慢,国资委在时间节点上作出让步,将剥离大限从2018年年底延后到2021年,增加三年“缓冲期”。

至于2021年改制能否如期完成,业内专家判断这依旧是一个未知数。据涂宏钢分析,企业医院千差万别,比如规模小的医院,想移交给地方政府,地方政府缺乏接收能力或者不愿意接收,国有平台也不愿意要,可能就只能接受社会资本重组。但社会资本接盘企业医院,运营好的并不多。经过前几年的惨痛试错之后,如今社会资本“豪买”企业医院的热情已退烧,开始愈发理性。“医疗机构投资规模大、回报周期长、变现难,各路资本投资热情明显降温,企业医院改革改制可能要持续很长时间。”涂宏钢说。

企业医院改制尽管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样本,但已经成功改制的医院仍然可以为后续跟上的医院提供可参考经验。

华润昆明儿童医院在改制过程当中,人员安置概括为“老人老办法、新人新办法”,即保留所有“老人”事业单位身份和事业单位退休待遇。

巧妙处理绩效方案,是唐山弘慈医院的“杀手锏”。唐山弘慈医院将221名原劳务派遣人员与原事业单位身份职工,签订一致劳动合同,除对签约员工普发月度奖励,还调整原事业单位身份职工职称职务化工资体系,彻底取消原行政系列的职称职务化工资体系。

北京市门头沟区医院则采用ROT模式,其核心之一是建立多元监管机制:政府、企业监管,社会第三方监督。社会第三方机构每年和医院职工面谈,对医院绩效考核满意度进行评价。如果评价不合格,政府可以拒付医院的管理费。

有了这么多他山之石,李军认为后来者的改制方案一定要更加完善。2021年,还有一批国企医院将冲刺改制,他们的改制动作与进展,健康界将持续关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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